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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长征先锋(上)

作者:zyhappy66 来源:文章阅读网 时间:2018-05-10 01:43 阅读:

  一

  温坊战斗给予了“围剿”国军足够大的教训,提醒他们越是“围剿”胜利临近的时刻,越要沉着冷静,“行百里,半九十”。于是,整个包围圈上的各路国军小心翼翼,一步一动,使红军失去“短促突击”运动歼敌的机会。9月6日,林彪致电红24师周建屏、杨英和红九军团罗炳辉、蔡树藩并报朱德:目前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下,采取推进筑垒手段,我们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如敌在日间推进则应与敌保持接触,阻滞敌进。如地形许可,则力求小的包围迂回,配合火力袭击与突然袭击,消灭部分敌人。如敌在午后三、四时以后出来筑垒,则可让其出来,我军乘夜暗,以一部插断其退路,一部选择敌弱点突击,此种动作须有精密组织,才可避免误会和保障成功

  然而,即使是这种小规模的包围迂回、突然袭击也难以捕捉到较好的机会,迟滞敌军进展的军事行动渐渐演变成狙击战斗,大兵团猬缩獲曲已没有意义,9月14日,红一军团奉命到达瑞金以北云集圩、壬田地域,由参谋长左权率部继续向兴国东北地域集结待命。林彪与聂荣臻返回瑞金,接受朱德、周恩来传达中央新的指示,但传达的内容并不彻底,只说红军要准备转移,却未说明转移去向。分派给红一军团的任务是:保卫兴国,迟滞北线敌军进击,掩护中央红军其它各部集中转移。

  两天后林彪和聂荣臻准备离开红军总部奔赴前线,正好这时,听说去江西于都搞“调查研究”的毛泽东也回到瑞金,聂荣臻回忆说是他提议前往看望,于是,二人就顺便来到毛泽东的住所。

  关于毛泽东到于都进行“调查研究”一事,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记述:“毛主席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去于都搞调查研究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李德则说毛泽东是主动申请去的。说法不一,但伍修权的回忆更可靠一些。鉴于无所事事的毛泽东经常与因伤住院的王稼祥以及正和博古闹情绪的张闻天等人裹在一起,是否会搞点什么“密室之谋”,也未可知,相关的流言还是有的,于是借机将其赶走,也很正常。但至少说明了一点,毛泽东的行动还是自由的,没有被软禁或者毛泽东后来所说的那样邪乎,存在性命之忧。

  倒是毛泽东自己不争气,继“朱毛之争”后再次患上严重疟疾,长达几个月不愈,搞得体质虚弱,形容憔悴,双颊深陷,颧骨高耸,长发披肩,楚楚可怜,弄得像《三国演义》里司马懿装病欺曹真似的。

  尽管毛泽东向来提倡“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自说年轻那会儿,爬山游泳,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还有一年到头的冷水浴,花样百出,不断“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可这身子骨好像也没打磨利索,一到丢官免职、大权旁落,闲得发慌的时候,病魔立马登门,来了就不走,要当“钉子户”。这一次还是林彪派来的担架队,将他抬着踏上长征路的。直到开完遵义会议,大盘走红,马上又恢复到生龙活虎、意气风发的神勇状态,怎能不让人也心疑生暗鬼呢?

  奸诈之人疑心重,疑心容易生暗鬼,以奸诈之心忖度他人之腹,自然处处机锋,反让自己惶恐终日,惴惴不安。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会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及这段陈年旧事,仍然余愤犹存:“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林彪的造访,理所当然,毛泽东万分高兴。作为红军主力战将之一,无论毛泽东得志还是落魄,林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直是毛忠实而有力的支持者和保护者,有人说这也是毛没有被彻底清算和抛弃、屡仆屡起终至独占鳌头的重要原因之一。越是险象环生的转战,毛泽东越爱跟着红一军团。过草地时,毛身边的12个精壮卫士,都是林亲自从红一军团挑选出来的,林彪一再交代他们:“一定要保护好毛主席,红军不能没有毛主席!” 时任红一军团2师政委刘亚楼后来多次讲: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排挤时,是林彪派人保护他。

  抑郁寡欢的毛泽东见到林彪,顿时来了精神,开场白就是一句自嘲似的调侃:“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哦。”是欣喜也含有对林彪姗姗迟来的幽怨。

  此前那些偶尔光顾的可罗之“雀”,恐怕还夹杂着曹真般的“暗探”,聂荣臻是只什么鸟?

  这位留苏大员在来苏区前,其经历与毛泽东没有交集,典型的陌生客。一来苏区就插队高就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再过一个月,升任红一军团政委,与林彪搭档,挤走了毛的心腹罗荣桓。那可不是符合毛泽东意志的安排,而是临时中央的提拔。

  正在毛泽东倒霉之时,他无功受禄,连得高升,能和毛泽东粘在一起?虽然漳州之战期间初有接触,但那时彼此还摸不清底细,聂荣臻初来乍到,闷不吭声的,一脸严肃,督军风度俨然矣,应该还肩负监察毛泽东之责。

  由于毛泽东对留苏大员们一贯的反感,所以对聂荣臻的好印象是不会有的,自然,因派系不同,聂荣臻此时对毛泽东也不会有更深的感情,他主动提议造访毛泽东,更让人嫌疑其动机不纯。

  林彪听了毛泽东的调侃,微笑着解释:“我们红一军团前些日子在福建温坊作战,今天才从前线回来。接受总部的新任务。”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道。

  “要作战略转移。”林彪回答。

  过了一会,聂荣臻突然问道:“主席,我们要到何处去?”

  这可是敏感问题,周恩来等人不予告知的内容,毛泽东敢随便“授人以柄”?

  毛泽东神秘又不乏幽默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聂荣臻因毛泽东不肯透露转移方向,在回忆录中借此盛赞毛泽东“严守纪律”。似乎浑圆不察毛泽东也许正是为了防他“暗探”。接着聂又由此推论毛泽东不搞“什么宗派活动”。

  这推论来得离奇,难道向你聂荣臻保密了,就是不搞宗派,反之,就是搞宗派?

  而今谁还会相信毛泽东不搞“宗派活动”?聂荣臻的说法只能欺骗蒙昧无知的小学生,越如此说,越是证明其心理阴暗。

  聂荣臻与毛泽东有什么感情?凭什么去看望?其它军团的政委怎么不去?他不是暗探,就是投靠。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他若有过损害毛泽东的举动,毛泽东岂肯让他一生富贵平安?因此,“暗探”的嫌疑可以排除,剩下的就只能是“投石问路”,为其不久后在遵义会议上的“投靠”奠定了基础。而且,这的确对其一生大有裨益。

  他正是通过主动地投怀送抱,向毛泽东表明“政治态度”,让“门可罗雀”的毛泽东大受感动,使毛泽东觉得红一军团还是他姓毛的,由此对聂荣臻也另眼相看。到毛泽东重新掌权时,尽管聂荣臻能力所限,绩效低劣,依旧稳步上升,没遇坎坷。

  这次的“黑箱操作”,本身就是毛泽东一次成功的“宗派活动”。

  中央和中革军委顾不得毛泽东的小动作了,他们正全身心致力于后来被称之为“长征”的战略转移行动,该项行动自5月份广昌失败以来就着手准备,并向共产国际申请批准。

  1934年6月25日,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向中央苏区转来了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战略转移的请示报告。

  为此,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将此复电传达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极少数最高负责人。会议还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具体负责战略转移的筹划工作。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红军总部已在中央指示下,不露声色地进行着转移前的秘密准备工作,而苏区和红军部队,仍在采取“短促突击”的战术,与进攻敌军浴血苦战。

  为了红军主力能够顺利突围,中央和中革军委还拟定了一个突围试探计划。派出两支先遣队突围北上,以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协助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从福建连城地区调回瑞金待命。博古、周恩来、朱德等包括李德集体接见了红七军团主要领导人,宣布由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主要任务是:立即向闽、浙、赣、皖等省出动,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并规定最后到达皖南,一个半月内赶到,以支援该地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而对此次军事行动的真实战略意图,缄口不言。先遣队对内仍保持军团建制,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曾洪易为中央代表,由他们三人组成红七军团军委会,军团政治部主任刘英,军团参谋长粟裕。

  对于这个班子,粟裕在回忆录中说:寻淮洲、乐少华、曾洪易三个人组成红七军团军事委员会,决断一切政治和军事问题。在军团领导核心中,寻淮洲是一位优秀的青年军事指挥员。他作战勇敢,机智灵活。但是,寻淮洲没有实权,很难有所作为。七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曾洪易、乐少华两人掌握。中央代表曾洪易,曾在闽浙赣苏区任中央代表和省委书记,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造成了极大危害,到抗日先遣队以后,面对艰险的斗争环境,他一直悲观动摇,后来投敌叛变了。军团政委乐少华,也是‘左’倾错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曾到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很快升任七军团政治委员。他既无实际斗争经验,又很蛮横霸道,动辄拍桌子骂娘,以‘反政治委员制度’的大帽子打击压制干部,并滥用所谓,‘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进行瞎指挥。”

  林彪曾说要想打胜仗,需要一个好的班子。而红七军团如此一个乌拉稀的领导班子,注定前景不妙。

  7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约6000多人从瑞金出发,经长汀、连城、永安、大田,再东渡闽江,进入了属于白区的谷口附近。这时,中革军委忽然来电改变原定计划,令红七军团由谷口地区东进,占领水口,威胁并相机袭取福州。

  中革军委的这次电令出于能“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的考虑,希望在福建来个大动静,以便尽快实现这次军事大转移行动的真实意图,然而,事与愿违,不打大仗,几千人过境,国军还是相当紧张,调兵遣将,准备大干,结果一打,反而暴露了实力,全军团仅有长短枪一千二三百支,少量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背的是梭镖,不及国军一个团的装备。

  军团长寻淮洲担心攻打福州,力量不足,火力不强,对能否打下福州这样的大城市没有把握。但他没有实权,政委乐少华,拒绝寻淮州符合实际的建议,坚持攻打福州。

  8 月2日从水口向福州进发时,即遭到敌机的袭击,造成了部分伤亡,出师不利。7日晚对福州发起了攻击,由于对敌军实力、工事等情况了解不够,且缺乏破城手段,加上不善于攻坚作战,又有敌机对红军阵地的轮番轰炸,没有办法打进城去,红七军团只得撤出战斗,向闽东转移。

  进到北石岭、桃园地区时,又与追赶红军的敌东路军总预备队87师一个团发生激战,双方形成对峙。当敌援军赶来,红七军团只得再次撤出战斗。虽毙伤不少敌军,但红军也伤亡了几个师、团级干部。

  福州一战,暴露了红军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从此,敌军就一直疯狂地追击和堵截红七军团,使其未能起到调动和改变敌军战略态势的目的。

  此后,红七军团在闽、浙、赣、皖四省被动转战,行程1600多公里,于10月底到达闽浙赣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及地方武装会合,不到四个月6000多人剩下约3000人,损失过半。

  红七军团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来就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由闽浙赣苏区调到中央苏区的红十军,所以闽浙赣苏区的人们称之为“老十军”。11月4日,奉中革军委之命,新老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军团下辖19、20、21三个师。

  红七军团缩编为第19师,方志敏红十军和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分编为第20师和第21师。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黄埔一期毕业生刘畴西为军团长,政委乐少华,寻淮洲任副军团长兼19师师长,刘英任师政治部主任。20师师长王如痴,20师师长胡天桃。方志敏任闽浙赣省苏维埃主席兼省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粟裕任军区参谋长。

  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长征,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红十军团和闽浙赣军区接受中央军区的指挥。项英指示寻淮洲第19师再返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20、21师仍留闽浙赣苏区,打击“围剿”之敌,保卫老苏区。

  寻淮洲虽然由军团长降为副军团长兼师长,但部队还是原红七军团,他率领19师独立行动,反倒如鱼入水,可以机动作战,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而粟裕这位原军团参谋长变为地方军区参谋长,离开了野战部队,更不得志。

  可是,寻淮洲的好景不长。项英鉴于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闽浙赣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命令红十军团立即率20、21师转到外线,同19师会合,争取以运动战消灭敌人,创造浙皖赣边新苏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十军团行动。另调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14日,红十军团在皖南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与蒋介石嫡系部队黄埔三期毕业生王耀武的补充第1旅激战。虽然双方兵力差不多,都是新组建的部队,国军虽有装备之强,红军也有地形之利,战役设计为山地伏击。结果,打起来才知道,这个口袋阵是纸糊的,袋口尚未封死,就被王耀武把袋底给捅穿了,红军败退,寻淮洲牺牲,刘英、乐少华负伤。

  粟裕将谭家桥战斗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上级领导在战略指导上失误重大,企图打大仗,进行大兵团活动,下级红20、21师只擅长打游击,不熟悉正规作战,唯独他这个制定作战计划的军团参谋长没有责任,仿佛是个军事观察员。不管材料性质,做成一个口袋,就什么都往里装,能不露底?说明粟裕直到这时仍是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学院的实习生档次。

  随后,红十军团在皖南和皖浙赣边的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大都是消耗战,处境日趋险恶。

  1935年1月12日,红十军团南下,到达(开)化婺(源)德(兴)苏区东北部边缘的杨林地区。化婺德苏区是闽浙赣苏区北面的一个外围小苏区,部队准备通过小苏区返回闽浙赣大苏区。方志敏和粟裕率领由军团机关人员、伤病员(包括乐少华、刘英在内)、后勤人员和缺乏弹药的迫击炮连、重机枪连组成的先头部队共800余人没有停留,翻过一个山头,就到达了化婺德苏区,而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到达杨林之后,觉得家门在望,松弛了警惕,他顾虑部队疲劳,决定当地宿营。就是这一晚上的时间,被敌军围了上来。红十军团只得以一部兵力掩护,大部队折经南华山、王山村,损兵折将周折了三天才进入化婺德苏区。

  16日,方志敏决定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同时通知刘畴西率领军团主力迅速跟进,务必于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军即将形成的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

  直到下午六时,刘畴西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犹豫迟疑,便留下来督促主力部队一起行动。粟裕则于当晚幸运地通过了敌军刚刚设立,尚未完备的封锁线,逃离劫难。刘畴西再一次坚持就地休息,致使军团主力在两块苏区之间的怀玉山陷入敌军重重包围,被各个击破,分割围歼,只有一小部分向北突围进入皖南,方志敏、刘畴西先后被捕,并于1935年年7月间在南昌就义。王耀武由此战成名,一发而不可收,连战连捷,终成蒋介石麾下名将,暂且不提。

  1934年8月7日,正是红军抗日先遣队出发后一个月的日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9700余人被称为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从江西遂川地区出发,开始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和创立新的苏区,并逐渐向北发展,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中央代表任弼时,此时的任弼时还不属于挺毛派,而是博古信得过的留苏派,成为毛的铁杆是在以后对付张国焘的过程中,逐渐得到毛的认可。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

  红六军团西征时,根据中央指示把一切东西都带上了,结果,成了一支庞大搬家队伍。部队的机动能力丧失殆尽,行军既不灵便,打仗顾虑又多。后来进入贵州,山高路窄,崎岖曲折,只得把带的东西逐渐扔掉。红六军团把这一情况电告了中央,但中央并未吸取经验教训。在不久中央红军西进转移时,来了一个更大的“搬家”,吃了更大的亏。

  红六军团的突围让湘桂两省国军甚为震撼,急调四个师的兵力前堵后追。红六军团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军难于琢磨。正史均这么说,实际呢?“一支庞大搬家队伍”如何能“机动灵活”,飘忽不定?根本原因在于湘桂两军本是宿敌,让他们相互配合“围堵”,还能有个好?不互相撤台就不错了,因此,围得不紧,堵得不死,只想把这群“红蜂”轰出境外,不想在自己的地盘上打散了更麻烦。

  面对老蒋的严厉催促,湖南省主席何键辩解,红军“时而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略”,“我15、6师跟踪追逐数百里,疲于奔命”。话虽这么说,可是一进贵州境内他就动手了。在贵州省施秉县甘溪,红六军团就陷入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的重重包围中,打得被截为3 段。除军团参谋长李达率17师一部侥幸溜出包围圈,继续前进,与贺龙红三军(即红二军团)一部会合外,17师余部、18师和军团部则蒙头转向,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一带,几乎陷入绝境。

  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指战员们赤着脚,在悬崖峭壁和山沟密林中行军,有时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历尽艰辛,后卫52团遭敌包围,浴血奋战三昼夜,损失惨重。

  经过艰苦卓绝连续转战,出发时的齐全“家当”丢弃殆尽,枪支弹药所剩无几,历时两个半月,终于在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师。随后,贺龙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红六军团的中央代表任弼时挤掉关向应,任政委,实际上成为红二、六军团最高政治负责人。

  红六军团这次突围西征,跨越敌境5000多里,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现了红二、六军团的会合,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进行侦察和探路的作用。

  二

  为了这次大转移,中央和中革军委号召大力扩大红军队伍,除了对各军团进行人员补充外,又于9月22日将江西军区红21、23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苏任政治委员,参谋长毕占云,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至此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了红一、三、五、六、七、八、九共七个军团,军团长分别是林彪、彭德怀、董振堂、萧克、寻淮州、周昆、罗炳辉,清一色土生土长的中国军人,军团政委分别是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王震、乐少华、黄苏、蔡树藩,除王震、黄苏之外,其余五大政委,包括被派到红六、七军团执掌实权的中央代表任弼时、曾洪易,均是出口转内销的留苏大员,属于来到苏区后,“插队”的干部,按粟裕的话讲,就是中央“按照宗派主义干部政策配备起来的”。“少数‘左’倾政策的坚决执行者,掌握着领导权,包括军事指挥最后决定权。”

  这些人中,除了聂荣臻受林彪影响,转身投靠毛泽东较早外,其余的基本不被看好,后来纷纷退出军界,唯独聂荣臻硕果仅存,政界也只有一个任弼时。没有林彪,聂荣臻能有如此好命?也许有人会说,林彪能影响聂荣臻?笑话。其实不然,在战争年代,军事主官的地位实际上高于政委,因为他决定战争的胜负,尤其是林彪,在红一军团里的威望,是无人能撼动的,即使是政委,即使有“最后决定权”,也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一锅端了。这样,中央原先通过上海中央分局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王明为团长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联系完全中断,直到1936年才再次恢复联系。

  历史在这关键时期,神奇地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一次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机会。

  被捕的上海分局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供出了其所知晓的白区中共领导干部,致使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组织被摧毁,很多重要文件被查抄,使蒋介石知道了中央红军突围的意图,幸亏转移计划的详细细节,包括路线和日期尚未来得及通过上海转至苏联,否则更糟。

  蒋介石立即传令,加紧“围剿”步伐。到9月25日,国军蒋鼎文东路军李延年第四纵队向汀州前进;北路军陈诚第三路军罗卓英第五纵队,共六个师向石城攻击,两股国军的目的是占领红色首都瑞金。另外,北路军薛岳第六路军周浑元第八纵队,逐步向林彪红一军团防卫的兴国前进,企图从西面切断红军退路。南路军陈济棠部也向会昌以北进逼。

  30日周浑元部攻占高兴圩,并沿高兴圩河向兴国攻击。红一军团节节抵抗,直到10月7日由休整完毕的红五军团接防,红一军团向兴国东南转移。

  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最后时刻到了,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命令红24师及地方武装陆续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的任务,主力红军先后撤出阵地,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其中,红一军团奉命到兴国东南的社富、岭背、宽田、梓山一线休整。

  谁走谁留,中央已有定论。据一些老人回忆,起初,博古、李德把毛泽东列入留下来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后来,周恩来等人提出:毛泽东是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主要创始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在党和红军中有很高威信,如果不让他参加,对战略转移行动是不利的。因此,毛泽东能参加长征,是周恩来等人的“历史功绩”。

  这恐怕不是事实,毛泽东自己倒有留下的意思,甚至还想林彪留下跟他一起从头再来,上面所述周恩来等人的“理由”,实际上更多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意见,周恩来当时还没有把毛泽东看得那么重要,更说不出上述理由。

  “许多年之后,周恩来悲痛地承认,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至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他从来没有主动去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如今的影视剧中,周恩来似乎一直对毛泽东很是敬重,全是鬼话。

  毛泽东能参加长征根本不关周恩来的鸟事,而是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图做出的共同决定。当然,中央决定时也有周恩来的一票,但是,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在那里,周恩来即使反对,也翻不了天,他只有那个量,逆来顺受,远不及毛泽东敢作敢当。

  项英、陈毅留下了,留守的部队有红24师、独立3、7、11、15、16团,江西军区1、2、3、4团、赣南军区独立6、10、13、14团,闽西军区三个团、赣州军区第13团、登贤独立团及各县独立营共16000余人,另有红军伤员30000余人。22日成立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的中央军区,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和红24师、红七军团及方志敏红十军。

  留下的高级干部还有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毛泽覃和古柏等,后来绝大多数牺牲,也有叛变的,幸免的不足十分之一,到建国时,高级领导人仅剩陈毅一根独苗。

  年已61 岁的何叔衡福建长汀被包围的敌军士兵开枪打死。曾任总政副主任的贺昌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当敌人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时,他高喊“革命万岁”的口号,饮弹自尽,年仅29 岁。

  刘伯坚,在一次战斗中被俘,于1935 年3 月21 日就义,年仅40 岁。牺牲前作了一首《带镣长街行》的诗:“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古柏留下以后,在一次带着一队二三十名游击队员,从广东转移到湘南时,遇到国民党的巡逻队而遭杀害。

  1935年4月25日下午,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中弹殒命。

  10月10日,参加转移的先锋部队开始出发。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出命令,宣布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的组成及行动计划,第一纵队是军委纵队代号“红星”,第二纵队是中央纵队代号“红章”。当日下午5 时,两个纵队14000 多人,机构臃肿,人员庞杂,携带着大批辎重,除了1000 多副挑子,还有十几个人抬的制造枪械、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包括野战医院笨重的X光机等等,在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的率领下,由江西瑞金梅坑出发,开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0 日到16 日,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也相继从瑞金、于都、会昌等地出发,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三军团右路前卫,这样分配任务,体现了红一军团的特点,转移路线先南后西,左路的红一军团能征善战,自然要走更多的路程和承担更艰巨的任务。红九军团掩护左翼,红八军团掩护右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簇拥着中央、军委纵队向前移动。八万六千人,前呼后拥,作甬道式开进,逶迤蜿蜒百余里,犹如一条军人的长河。

  红一军团经过整补,加上红15师(少共国际师)归建,全军团除教导队外共17280人,是红军中最强的主力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次之,由第4、5、6师组成,15000余人,其余各军团亦有万人左右。聂荣臻回忆录中说红一军团有19800多人,但这只是军委大力扩红时预定补足的数额,不是实际人数,不知他这个甩手政委是怎么当的,连这也不清楚。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朱瑞。红1师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参谋长聂鹤亭、政治部主任谭政;红2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参谋长李棠萼、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红15师师长彭绍辉、政委肖华。红2师是朱毛红军最老的部队,战力、资历均强于红1师。从这份任职名单来看,第二师政委刘亚楼后来授衔时仅为上将,而谭政名列大将,他有些牢骚,自在情理之中。刘亚楼那也是一等一的战将,哪是书生出身的谭政可比?解放战争时期,二人同在林彪、罗荣桓的东北野战军最高指挥机关任职,分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开始,发出电报的排名顺序是“林罗谭刘”,刘亚楼不满意,“什么林罗谭刘,应该林罗刘谭”。牢骚过后,效果有了,电报署名变成了“林罗刘谭”,或者“林罗刘”。

  红一军团于16、17日离开江西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作为整个长征队伍的左翼由仙霞观、水头圩等地南渡于都河,开始长征。

  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最后一拨出发,10 月18日晨从于都县城西门渡过于都河。

  10月21日,红一军团打响长征途中第一仗。21时,红一军团1师1团(团长杨得志)袭占新田。红2师6团接着袭击金鸡,红2师主力由新田、金鸡插入敌后,进攻重石、版石圩的粤军,经两小时激战击溃粤军第1师第3团和教导团,歼敌约一个团,俘敌三百余人,红军伤亡四百余人。使粤军退至安西地区不敢再出。红军乘势占领安息以北的大平圩,掩护军委纵队的前进。

  军委、中央纵队及后卫红五军团也于25日前,全部渡过信丰河。成功突破陈济棠粤军第一军余汉谋部设置在江西信丰、安远之间王母渡、新田一线的第一道封锁线。

  中革军委来电指示放还所俘敌军,便于中央与陈济棠进行谈判。南天王陈济棠最大的威胁来自蒋介石,既然红军无意侵入他的广东地盘,也就不愿再与红军傻拼消耗,担心的是临了若再让老蒋在他屁股上插上一刀,他南天王滋润的日子就到头了。

  26日,朱德致电各军团: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但这仅限于当其自愿撤退时,并绝不能因此而消弱警觉性及经常的战斗准备。

  陈济棠虽与红军达成了协议,但迫于蒋介石“阻截红军突围转移”的命令,也只好派兵构筑封锁线,阻止红军南入广东。同时秘密通知所属各军:粤军已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进,保证不入广东;粤军保证不截击,并在湘赣粤边境划定40 里通道,让红军通过;粤方赠送红军步枪、子弹1200 箱,由巫剑虹的第四师负责运送,到乌泾附近交接。这样,当红军通过敌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与粤军基本上保持了不接触的状态:红军不向粤军射击,粤军不准开枪;红军不向粤军袭击,粤军不准出击。同时还赠给红军一些军火,礼送红军西行。

  此后,在红军通过国军在桂东、汝城、城口、仁化地区构筑的第二道封锁线过程中,粤军仍旧遵守“借道”承诺,只派了少量保安部队在汝城、仁化一线,虚张声势,而将主力撤回新田、大庾、南雄等地布防,以防红军进入广东。各处只是象征性的抵挡一下,自行退去。红军未经大的战斗,顺利陈济棠的粤军防区,到达广东仁化县城口附近。

  城口属于湘军胡凤璋、欧冠部防守区域,但守敌仅一个连,他们还未与红军打过交道,更想不到红军来得这么快,11月2日 红一军团2师6团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带领下来到这里,当夜6团1营先行逼进城口附近的河边,那里有一道木桥,被桥上敌军岗哨发觉了:“什么人?”

  6团1营佯称“自己人”,没等敌哨兵弄明白,枪也被缴了。然后,1营包抄,2营迂回,全歼城口守军,俘敌100余人。

  湘军受到红军打击,又见粤军步步后退,也不肯“出血”,还是对付红六军团的那个老套路,红军要西走,他们巴不得,恨不得放鞭炮欢送一程,谁还惹祸上身?国民党中央军远在湘赣边,鞭长莫及。

  红一军团留下第15师在东坑、半沙水、城口、恩村配合红五军团34师掩护中央红军,安全西进,至11月8日,中央红军又顺利地通过汝城至城口之间的国军第二道封锁线。

  林彪自率红一军团主力1、2师,奉命由城口沿湘粤边境向乐昌九峰山前进,准备冲击国军设在湖南宜章到良田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聂荣臻回忆录中记载,行军途中,他与林彪之间发生了三年半以前“漳州战役”以来的第二次争吵。

  “当时一军团受领的任务本来是派一支部队控制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公里的制高点——九峰山,防备广东军阀在占领乐昌之后向红军袭击和堵截,以掩护中央纵队从九峰山以北到五指峰之间安全通过。因为我们早就知道广东军阀的部队正在开赴乐昌。可是林彪不执行军委命令,不占领九峰山,一直拣平原走,企图一下子冲过乐昌。他的理由是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我说:‘那可不行!’我也估计敌人可能没有到达乐昌。可是我们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我们的两只脚怎么能够跟敌人的车轮比呢?就算敌人现在还没有到乐昌,等我们用两只脚走到乐昌,也可能和敌人在乐昌碰上了。因为敌人是乘车。同时,我们也不能只管自己在平原上跑过乐昌就算完,还有中央军委纵队在后面,我们担负的是掩护任务。如果我们不占领九峰山,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怎么办?我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作为政治委员,对军委命令的执行,是负有责任的。因此,我坚决主张按军委命令行事。

  “当时我们争吵得很激烈,左权参谋长为了缓和这场争吵,建议派陈光带一个连到乐昌侦察一下。

  “‘侦查也可以,不侦查也可以,你去侦查时,敌人可能还没有到,等你侦查回来,敌人可能就到了’。我同意派人去侦查,但部队继续前进,一定要遵照军委的命令行事,一定要派部队控制九峰山。

  “后来陈光侦查回来说,在了长大道上已经看到敌人,正在向北开进,林彪才不再坚持了。

  “幸亏我们没有图侥幸。11月6日下午3点,军团部到了麻坑圩。林彪亲自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装做敌人的口气,和乐昌道上赖田民团团长通了一次电话。该民团团长告诉林彪:红军到了何处,他不知道。乐昌前日到了粤军邓龙光部的三个团,一团今日开往九峰去了。这时,林彪才着了急,赶紧派2师4团,昼夜直奔九峰山,抢先占领阵地,随后派出得力部队,攻击九峰山南侧的茶岭,监视了九峰圩的敌人,保证了左翼的安全。再加上三军团在右翼先后占领了宜章、良田等城镇,这就更增加了有利条件,从南北两个方向,掩护中央军委等后续部队,从九峰山以北安全地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聂荣臻叙述的这个故事,在时任红4团团长的耿飚回忆录中得到应证,只是耿飚的说法没有聂荣臻那么严重,倒是把林彪机智利用敌人的电话探询敌情一节描绘得有声有色,对他的军团长充满敬佩,似乎有意为林彪开脱。

  两相比较,有以下区别,第一,林彪只是下令军团前卫部队一直冲过乐昌再说,并不是全军团置九峰山于不顾,不负责任地让后续部队可能陷入被敌隔断的危险之中。第二,当查明了敌情,林彪还是“着了急”,耿飚说林彪“汗都下来了”,“急忙摔下电话,直接对陈光师长和我说:‘快!耿飚他们那个团能跑,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上九峰山。立即出发!’”由此看,林彪也绝不是像聂荣臻所上纲上线的那样,“个人主义严重,对党不是很忠诚,有时就使他在军事指挥上产生了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

  再说,就为这点浅显的道理,不可能发生剧烈的争吵,聂荣臻陈述的理由,普通人都能明白,林彪如果不是故意赌气,难道连这点也想不到?即使一时疏忽,经聂荣臻提醒,也应该立即警醒,何至于还要大吵大闹呢?难道脑袋被驴踢了?如此顽劣,还当什么军团长。

  实际情形如何呢?红4团受命后冒着大雨,连夜奔赴九峰山。林聂联名致电朱德:一、我们本日十五时到麻坑圩,林亲自用电话赖田民团团长讲话。据云,乐昌前日到邓龙光部三团,该敌昨日开一团到九峰山,有无后续部队到该民团团长亦不知,亦不知红军到何处。二我们正计划插断乐昌通九峰之路以便歼灭该敌。

  朱德于次日回电:一军团有消灭九峰及钳制乐昌之敌的任务。

  粤军方面呢?陈济棠仍在遵循与红军达成的协议,表面阻止,实际上继续让道,只派粤军李汉魂独立第3师到乐昌,而不是邓龙光独立第4师,分驻九峰圩、粤汉铁路广东段两侧,李汉魂师三个团于三日前抵达乐昌,磨蹭两日,其中一个团才慢慢悠悠向乐昌以北九峰圩进发,也没有聂荣臻说的汽车运兵,当红4团疾驰赶到时,他们才到达不久。

  麻坑圩位于九峰山东南,红4团这一横插过来,将粤军派往九峰圩的一个团与乐昌的联系切断了,再由南向北攻击,反倒把无心交战的敌军逼到山上去了,山的北侧就是红军大部队前进的通道,粤军区区一个团哪能自陷虎口,被赶得围着一个又一个的山头乱转,大骂陈济棠混蛋:签的什么约?还特下“我军以‘保境安民’为主”的指令,说是互不交火,到这里只是应付老蒋的威逼,全他妈的唬人,现在倒好,忍饥挨饿、淋雨受冷不说,还被人家撵着屁股追,用的还是陈济棠送的弹药。不过,红军也没能将其歼灭。

  其实,控制九峰山,纯粹多此一举,即使九峰山被粤军占领,根本不可能出现聂荣臻所说的“敌人把后面的部队截断”那种情况,因为,红军无需翻越九峰山,只是侧山而过。在九峰山北侧,陈济棠为红军已经留下了足够宽敞的通道。事实上中央红军确实从这条通道上未遇妨碍的通过了。到11月15日,全体红军走出广东进入湖南境内,抵达临武、蓝山、嘉禾地域,轻轻松松地在良田和宜章之间越过第三道封锁线。

  不是粤军来不及严防死堵,而是人家无心与红军作对。

  陈济棠仁至义尽,红军总不能要求人家把整个封锁线都撤了吧,那样,怎么向蒋介石交代?所以,林聂之争,不是聂荣臻所述的那么浅显的理由,而是二人对陈济棠是否会继续遵循与红军所签协议,在判断上出现差异。事实证明,是聂荣臻以及红军总部神经过敏,担心粤军占据九峰山后会对红军实施侧击。林彪鉴于粤军已经出动,又有上下掣肘,也不敢不慎,才派红4团前去控制九峰山,结果反而耽误时间,遭到中革军委批评:“一、九军团行动的无计划和执行命令的迟缓,使迅速通过敌人封锁线成问题”。其实,陈济棠只想“保境安民”,岂会在红军快出粤境时将他们截留下来,干扰他南天王清净的好梦?

  红4团这一打,反把陈济棠惹恼了,好心好意给你们让道,互不交火,还送你们弹药,你们倒好,反咬我一口。自此毁约。在红军入湘后,陈济棠也派兵尾追,湘江之战,陈济棠“剿匪”立功,终让红军“恶有恶报”,而聂荣臻对此却只字不提,还在那里自以为得意,简直不知羞耻!

  三

  蒋介石见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十分震惊。恰在这时留在苏区的原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岳彬叛变,使得蒋介石如梦初醒,明白红军此次西行目的是沿着任弼时、萧克率领红六军团西进的路径,去湘西与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便决定依托湘江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以多胜少,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潇水以西地区。为此,迅速布署最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又发布《潇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调集近30万重兵摆在湘西地区。

  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湘军及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两个纵队共十六个师,专事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部四个师、桂军白崇禧部五个师以及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部黔军进行堵截。形同口袋,专等红军来钻。

  湖南省主席何键就任追剿军总司令后,11月19日发布他的“追剿”计划,将所属部队编为五路“追剿”军,以湘军第16、62、63师和第19师55旅、补充第1、2、3、4团和保安第9、21、22团编为第一路军,刘建绪任司令,由郴县直插黄沙河、全州,其主力集结于黄沙河附近,与桂军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以一部兵力沿湘江一线构筑堡垒布防;中央军第59、90、92、93师和一个支队编为第二路军,薛岳任司令,由茶陵、衡阳直插零陵,负责与第一、第三路军联系,堵截红军去湘西;中央军第5、13、96、99师编为第三路军,周浑元任司令,继续向道县前进,尔后与第一、第二路军及桂军联络,截击红军;中央军第23、15师编为第四路军,李云杰任司令,与第三路军联络,经嘉禾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尾追红军;中央军第53师为第五路军,李韫珩任司令,与第四路军及粤军联络,经临武、江华、江永,尾追红军,并以航空兵实施侦察和轰炸。此外白崇禧的桂军已经先期占领全州、灌阳、兴安等地,直接横在红军西进的道路上。

  11月16日,红一军团主力抵达临武县。林彪指挥红2师5团(团长陈正湘、政治委员易荡平)击溃民团一部,占领临武县城。次日又命红1师3团以急行军姿态,去抢占蓝山县。2师4团经临武进抵蓝山雷家祠堂,继续向江华县、江永县方向开进。

  11月18日,红一军团奉命由左前卫变为右前卫与红三、八军团及红13师组成右翼队,经嘉禾、蓝山城之间向宁远、道县及其以南地区前进。红九、五军团(欠13师)及中央纵队为左翼队,经蓝山城向江华城前进。20日,林彪指挥红一军团2师奔袭道县,并侦察西渡潇水渡河点及收集渡河材料,控制渡河点。22日红一军团2师4团、5团攻占道县县城。6团在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九井渡架起浮桥,保障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潇水。

  24日黄昏,林彪亲自率领红一军团第2、第15师向永安方向前进,红2师全部抵蒋家岭、永安关并占领江永,红1师进至道县地域,配合红五、九军团扼阻敌第三、第四、第五路追剿军前进,并破坏潇河浮桥。

  以国军第一军事家自居的桂系二号人物白崇禧,人送外号“小诸葛”,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本来在全州、灌阳、兴安三县守得好好地,见林彪向江永奔来,欺骗老蒋,红军攻击富川、龙虎关,欲图广西,随即命令桂军主力向南猛退近百公里,移驻龙虎关和恭城,让蒋介石苦心经营第四道封锁线,一下子裂开一个大口子,全州县只剩下几个民团团丁,几乎不设防,灌阳、兴安也只留下少量部队,并且改堵击为侧击,桂系精锐第七军完全龟缩恭城。

  如此布阵,比陈济棠借给红军的通道还宽,似乎示意红军,就从灌阳、全州县之间放心地走吧,我要回头拦截都来不及!

  若论反共,这家伙不输于蒋介石,1927年上海“四一二”政变,给共产党放血,他是急先锋,上海“白色恐怖”中的白字,指的就是他。桂系第七军也特别能打,北伐时就获得“钢军”称号。如若不退,聂荣臻一定会被吓死,粤军一个团侧道而立,他都觉得有被截断的危险,此番“钢军”当道,聂元帅还能指望侥幸逃生?

  “小诸葛”白崇禧的战略眼光的确很近视,现在说他也像陈济棠一样,不想和红军力拼,他担心红军攻击广西首府桂林,更要阻止尾追的蒋介石中央军趁虚而入广西,进而妨碍他坐地为王。这是为他的愚蠢遮掩。即使是如此,也是小家子气的风范,这“小诸葛”的“小”字还真是去不了。

  全州北部是刘建绪第一路军防区,何健只命令刘建绪保证北边与薛岳二路军防区衔接,确保红军不至于进入湖南,即使再将触角向全州南部自然延伸,那也伸不出全州,至于灌阳、兴安他就鞭长莫及了。

  蒋介石名中正,字介石,对白崇禧的作派怒不可遏,于28日致电白崇禧“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白崇禧固然轻狂傲倨,见此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指挥桂军向红军紧逼。

  11 月25 日,中革军委发布作战命令:红军兵分两路抢渡湘江。将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要求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八、九军团从两翼及侧后掩护中央及军委纵队渡过湘江。如此部署,毫无疑问,又将最艰苦的重任撂在林彪肩上。前番红二六军团已将潇湘大地闹得鸡犬不宁,至此尚未平息,此番中央根据地主力红军再度横贯湘南东西,湖南省主席何健苦不堪言,再不与红军拼命,他也玩完了。又加上老蒋委以重任,甚至让资历、才气远超何健的薛岳及其中央军受其节制,好不容易送出湖南地界,此时不卖力,更待何时?难道再让共匪回窜湖南不成?至于左路的桂军统领白崇禧,其剿红的积极性则与何健相去甚远,只要红军不入广西,尽快离开广西,其它地盘任你驰骋,他还乐观其成,事实上红军的确也没有久居广西的意图。

  25日,滞后的红一军团1师刚控制道县,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第三路“进剿”军就赶了上来,红1师只得在道县潇水河的西岸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过潇水,之后接到林彪命令,赶往湘江。正要动身的1师师长李聚奎被彭德怀阻拦:红五军团还在后面,尚未赶来接防,不能予敌空隙,继续阻敌,红三军团6师归你指挥。

  敌周浑元部也很顽强,于26日由白马偷渡,并于午后4时占领道县,幸亏有红1、6师的顽强抗击,硬是拖住三天,不能再前进一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直到28日,红1师与红五军团换防后,才再奉林彪之命,星夜出发,于30日凌晨赶到全州。

  26日,留下红1师的林彪亲率红一军团红2、红15师进入灌阳文市镇向全州以南地区急进,红2师4团作为前卫提早出发,抢占全军渡江地段左翼的界首,5、6两团由大坪涉水渡过湘江,次日,5团在2师参谋长李棠萼带领下,试图相机占领渡江地段右翼的全州县城,由于李棠萼优柔寡断,坐失良机,当日下午5点,全州县城被湘军刘建绪所部进占,5团只能将阻击线布置在全州西南、湘江西岸的鲁板桥到觉山一带小丘陵上。

  红一军团虽已控制了一段渡江地域,但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绵延数十里,仍未能及时赶到江边。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只得丢弃一切辎重。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军纷纷赶到湘江两岸,前堵后追,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突破国军第四道封锁线的决战,便从此开始。

  为了强化右翼对湘军的防务,林彪将左翼阻遏桂军的界首阵地交给红三军团接防。红三军团4师政委黄克诚率先赶来,林彪向他交代了敌情和任务,黄克诚问:“我们是否仍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

  因为此段湘江为由西而东流向,界首位于湘江北岸。林彪说:“不行,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军侧击,以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通过湘江。”黄克诚与随后赶到的红4师师长张宗逊依言而行,在界首以南光华铺一带布阵,自29日开始,在此与桂军激战两天两夜,第10团团长沈述清阵亡,杜中美接任团长不到一天,也英勇牺牲。

  虽然伤亡惨重,但界首渡口始终牢牢在手,确保了中央、军委纵队的安全渡江,否则,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这是年长林彪五岁的共和国第三大将黄克诚第一次直接聆听林彪的教导,从此深深服膺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抗战时,黄克诚所部八路军改编为新四军3师,接受陈毅等指挥,他一百个不愿意,一直处于半独立状态。解放战争时又主动要求去东北,所带的三万多新四军3师官兵,一到东北就甩手交给林彪,甚至开始时还连遭“败绩”,依然是百分之百地放心,因为他明白:倘若换个人指挥,只能败得更惨。

  他也是个没进过什么正规军校大门的人,能在大将中排名第三,超过黄埔一期的陈赓,那不是靠什么关系或资历得来的,是能力使然。

  红一军团担任阻击已抵达全州的刘建绪第一路“进剿”军的任务。28日凌晨,寒气逼人,林彪带领红4团连夜赶到觉山,他召集红2师团以上干部查看地形:觉山,北距全州十五公里,南离渡口二十五公里,湘桂公路与江并行,两侧是起伏的丘陵和山岗。

  林彪特别叮嘱主守觉山的红2师4团团长耿飙和政委杨成武说:“这片山岭一定要守住,否则部队将任人宰割。”

  29日,刘建绪从全州倾巢而出,直扑觉山一线,战况非常激烈。杨成武回忆这场战斗时,如此描述: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去,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天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还不能压倒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30日凌晨,红1师赶来归建,马上投入战斗,负责阵地左翼阻击。红2师负责右翼。

  湘敌再次以全力出击,红一军团全线阻击,战至下午,湘军以优势兵力和猛烈炮火,在飞机的掩护下,相继攻占米花山、尖峰岭、美女梳头等阵地。五团政委易荡平受伤,不愿被俘,用警卫员的手枪自尽,四团政委杨成武身负重伤,红一军团被迫退至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组成第二道阻击线。 林彪从夜晚至次日拂晓,动员红一军团所有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参谋人员和各类战勤人员以及连队的党团积极分子,全力进行战斗。

  可是,从拂晓到黄昏,全军仅过江三分之一。30日深夜,林彪冷静分析了战场上的敌我态势,致电朱德“……由觉山到白沙铺只二十里,沿途为宽大起伏树林,敌能展开大的兵力,颇易接近我们,我火力难发扬,正面又太宽,如敌人明日以优势猛进,我军在目前训练装备下,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须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第1师、第2师明日继续抗敌。”

  12月1日三时三十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全州大田联名发布致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红三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的命令:“1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一、三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1日,天刚放亮,林彪给部队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誓死不让敌人突破白沙河”。于是,红一军团在二十多里的战场上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恢复了头天丢失的一些阵地。然后,固守第二道阻击线。时近中午,一股敌人迂回到军团指挥部门口。警卫员跑进来大声报告:“敌人摸上来了!”

  果然是一股敌人,手端着清一色的奉天造刺刀,明晃晃地直逼过来。正在吃饭的林彪和左权等人本能地跳了起来,丢下饭碗,拔腿就跑,真有点“抱头鼠窜”的狼狈,若不是留下的饭菜绊住了追兵的脚步,几位军团领导就交代在这儿了。

  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林彪冷冷地说,“查查,看这股敌人是从哪个缺口进来的?”

  “是红4团。”作战参谋回答。红四团?它可是叶挺“独立团”,也是林彪当团长时的“红28团”,又是这只长征队伍里战力最强的一个团。岂能出现这等低级错误?

  “大军突围,要严守纪律,”林彪让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到4团查明情况。

  罗瑞卿提着驳壳枪,怒气冲冲地来到4团阵地。团长耿飙一见,心中暗叫,“糟”。

  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三步并作两步跨到耿飙面前,用驳壳枪点着他的脑袋,大声责问,“怎么搞得?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罗瑞卿在二次反“围剿”时留下的腮部伤口,由于愈合不好,严厉说话时更显得“咬牙切齿”,气氛相当紧张。

  耿飙解释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里的正面战场,结合部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耿飙听说军团部差点给敌人端了,伸伸舌头,“哎呀!差点闯大祸。我们将功补过。”他亲自组织突击队堵住缺口,又用一个营的兵力兜击突进来的那股敌人,防线才恢复稳定。

  当然,这个战场花絮,出自经历此战的几个老人的回忆录。耿飙的“失误”似乎有点“冤”,也“幸运”地躲过一劫,但此后不久就被提升为“师参谋长”,从此与军事主官无缘,这难道也是偶然的?1955年授衔时,他的部下上将一大堆,中将、少将比比皆是,唯独他连个将军的毛都没有摸到一根。说他是被调到外交部去了,不在军职,难道就没有值得反省的其它原因?为什么偏偏把他调出军界?

  这一天,仅觉山主阵地的阻击线上,就有湘军三个师全部出击,在六七架敌机不断地在空中狂轰乱炸帮助下,反复冲锋五六次,均未得逞。

  整个右翼阻击阵地,参与“进剿”的湘军有5个大编制师,每个师3个旅6个团,共有10万人,实际参战的约20个团,与红一军团的2个师6个团殊死搏斗,双方力量对比是三比一。

  而今的电视剧描写这次惨烈的“湘江之战”,均以彭德怀三军团抵抗桂军为主,其实,红一军团所经历的战斗,无论从敌方的兵力、攻击强度,还是敌方参战的决心、武器装备较之红三军团所面对的桂军,均要强大得多。

  这时,红三军团8个团也在拼死阻击桂军8、9个团,双方兵力对比几乎是1比1,但红三军团已成强弩之末,阵地很快失守、崩溃。

  中午,毛泽东渡过湘江。林彪得知军委、中央纵队渡过湘江并已越过桂黄公路,总算长舒了一口气。

  眼见红1、2师即将遭受湘桂两军南北夹击,林彪只得命令红1、2两师交替掩护,边打边撤,有组织有秩序的退出战斗。红2师经庙山、梅子岭、大湾向西延的大山(越城岭地区)撤退。红1师经木皮口到达徭子江附近,利用徭子江隘口扼守。追击湘军在隘口外面望“口”兴叹,红一军团全州阻击战至此结束。

  由于红三军团阵地被突破,红军后卫部队遭受桂军断截、阻隔、围击,最终导致湘江战役红军损失30500人之多,其中2/3以上是桂军造成的,而桂军仅伤亡了2000人。

  红五军团34师被桂系全歼,最终,师长陈树湘牺牲。原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第五次反“围剿”末期,因与李德军事谋划意见不合,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此战与董振堂一道率领红五军团、红一军团15师作为后卫,同敌军浴血奋战,拚死掩护中央和军委机关渡江,打得尤其惨烈。刘伯承最后渡过湘江时,见到大片倒在血泊中的烈士,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他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当他来到湘江西岸见到负责接应他们的红1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时,立即问道:红五军团“两个师带过来多少人?”谭政说:“400 多号人。”极为震惊的刘伯承抱着谭政,声调哽咽地说:“我们不要哭!嗯,我们不要哭!……”可他自己的眼泪,已经流了出来。

  红八军团一万多人的被桂系击溃,23师也被打散,师长孙超群牺牲,军团长周昆和他兼任师长的红21师仅剩1000 多人。过江后红八军团仍不足2000人。

  红三、红九军团损失过半,红三军团5师参谋长胡浚、14团团长黄冕昌牺牲,6师18团被阻于湘江以东,尽数覆没;红三军团本来3个师9个团的兵力到扎西整编时在补入红9军团部分兵力后也只能编为4个团,因此损失了至少八九千人。

  湘军以约七八千伤亡的代价拼命攻击红一军团,依然不能突破红一军团前沿阵地,诚然,红一军团为此也付出了近2000人伤亡,红2师5团政委易荡平阵亡。

  战后,计算红一军团总损失也有6000多人,然而,仅红15师,即少共国际师,就损失约5000人。该师是长征前刚划归红一军团的,虽然部队人数算到了红一军团头上,但实际还没归建,一直随红五军团行动,也没有参加红一军团对湘军的阻击战。

  到扎西整编时,红一军团仍然可以保留2个师6个团的建制。说明红一军团1、2师在湘江一战中并未大伤筋骨。

  林彪另派红一军团1师一部再次渡过湘江,将被隔绝在对岸、配属于红五军团作战的红一军团红15师余部接应过江,归还建制,再积极接应、掩护红五、红八军团零散突围人员渡过湘江。

  12月2日红一军团由咸水地域经瑶岭及其以北进抵尧家塘、杨梅道、杨岭、西山、黄屋田、清水等地休整,并在全州县城至咸水圩之间对敌进行严密警戒。

  至此,红军能够渡过湘江的部队于本日全部渡过湘江,部队人数由长征开始时的86000余人锐减至31000余人。

  湘江之战,以红军惨败告终。自离开苏区突破几道封锁线,红军损失包括逃亡如下:第一道封锁线,损失3700余人;第二道封锁线,损失9700余人;第三道封锁线,损失8600余人;第四道封锁线,也就是湘江之战,损失30500余人,而且主要是作战骨干部队。剩余红军即使加上沿途征召的新兵,已不足32000人。

  在告别脚山铺战场时,林彪,聂荣臻,左权,朱瑞等一军团领导亲自为死亡官兵安葬。据后人回忆,平生极少流泪的林彪当时望着满山遍野的灰色尸体,泪如泉涌。

  回想林彪要求红军“星夜兼程过河”的电报,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署回电:“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措辞是那么沉重,是整部共军战史中唯一的一次,也是共军有史以来最至为生死攸关的一节,数万红军将士为命运而战、而死,岂能轻飘飘地一叹而过?

  湘江战役后,在全州旁边的湘江转弯处,叫岳王塘。此处江水流速很缓,上游漂下的尸体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水弯处,红军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面对着流血的湘江,博古的精神几乎崩溃,李德气得暴跳如雷,周恩来、朱德等痛心疾首,毛泽东紧皱眉头,陷入沉思。

  愤怒、不满,牢骚、怪话、指责,直指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再不能袖手旁观。

  在中共军史上,湘江战役是惨败。但是,就毛泽东复出而言,虽败犹荣。没有湘江边的这些勇士,共产党就不会扭转乾坤。

  湘江战役是红军苦难悲壮的军殇,也是浴血荣光的史诗。

  四

  冲过湘江以后,元气大伤的中央红军进至广西、湖南、贵州交界的越城岭,也称老山界,这是突围转移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高山,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一场关于红军行动方针、领导权力和人事安排的内部斗争也在最高领导层中由隐秘转为公开。

  毛泽东、张闻天(洛甫)、王稼祥三人在长征时同编在中央纵队,三人行军、宿营常在一起,逐渐在许多问题上形成共识,具有基本相同的观点。王稼祥早在中央苏区时就因与博古意见相左而靠边站;洛甫此时也从博古营垒倒戈;加上早就失意落魄的毛泽东,一起被称为“中央队三人集团”,他们通过各种机会,说服其他中央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以求得到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和支持。

  面对失败和普遍的不满情绪,周恩来也坐立不安。

  12月11日,红一军团2师5团由平溪、刘延一带攻击国湘军刘建绪第一路军62师186旅、第16师等部,占领湘西南的通道县城。通道县位处湘黔桂交界,是一个侗族集居的小县。贯通三省,名曰“通道”,也确实有“通道”之意:向北可深入湘西,向西可进贵州,往南则下广西。

  中央红军按照原定计划,将从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此时已经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何健湘军、薛岳、周浑元所部中央军,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子等着红军入瓮。

  关键时刻,中革军委在通道恭城书院召开军事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请大家把意见端到桌面上来,共同讨论决定今后的的去向,历史再次将周恩来推向风口浪尖,七年前南昌起义军在潮汕遭遇惨败后的“流沙会议”,也是他来主持的,那是一次让中共党史、军史至今不忍正视的“善后”,会后,起义军主力从上至下,鸟亡兽散,仅剩下未能与会,且不谙会议精神的25师一部,即后来的朱德所部幸存。

  李德、博古坚持原定计划,毛泽东第一个站出来加以否决,在分析完敌情后,以他惯常的语气调侃道:“蒋介石做好了一个大口袋,等着我们去钻,谁要愿意去钻,悉听尊便,反正我毛泽东不愿意钻口袋。蒋介石在那里‘请君入瓮’,我们就乖乖地去‘入瓮’,岂不是傻瓜!”

  李德见到久抑难伸的毛泽东竟敢当面奚落他是“傻瓜”,知道大势已去,镇不住也坐不住了,愤然离席。

  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果断地提出:“黔敌力量弱,我军可趁势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洛甫、王稼祥带头支持,参加会议的其他将领也纷纷表态赞成,没有李德在场的博古,对军事问题不能置喙,摇摆不定的周恩来体现出了灵动个性,站起来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我觉得只有西入贵州,才能摆脱困境。”算是“一锤定音”。

  于是红军改向贵州前进,史称“通道转兵”。

  这次,没有让历史重演,因为有李德,更因为有毛泽东,所以,“作鸟兽散”完全不在讨论的范围。

  14日,红一军团2师6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经新厂、平茶、潭溪向贵州黎平攻击,于潭溪击溃黔军周芳仁部,占领黎平县城。

  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县城一座高耸的德国式教堂边的一座房子里召开会议,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王稼祥,总政代主任李富春,各军团指挥员也列席了会议,洋顾问李德被顺理成章地排斥在外。博古等人再次沦为少数派。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的意见。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军委(第一)纵队、中央(第二)纵队合编为中央纵队,原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撤消红八军团建制和番号,余部编入红五军团。

  会议还有另外三项未成文的决定:一、在适当时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自湖南通道开始的党内关于战略方针的各种争论;二、让已经停刊的《红星报》主编邓小平接替患肺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三是、被降为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官复原职”,担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长。

  19日,中革军委作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定》,决定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占领剑河,以后则沿清水江南岸向上游前进。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岭松、草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两路齐驱,浩浩荡荡向乌江开进。

  贵州地瘠民穷,兵残将弱,红一军团一路杀来如行云流水,一周内连占锦平、剑河、镇远、黄平、施秉、余庆六座县城,进逼乌江。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翁安县猴场附近的宋家湾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就地建立川黔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任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愿过乌江的主张。

  根据中央新的指示,红1师向龙溪、袁家渡、回龙场方向前进,红2师向猴场、江界河方向前进。红15师在沙坪迟滞敌军,至11月30日,红军第一军团主力分别抵达乌江南岸龙溪、猴场(今草塘)、陈家寨。红一军团1师1团在回龙场强渡乌江成功。红一军团2师4团于江界渡口偷渡成功。12月3日,红一军团全部渡过乌江,架设大军渡江浮桥,打开通向遵义的大门。

  5日,红2师6团行至遵义龙坪、深溪水,击溃黔军侯子担部,以一个营攻占黔军一个师驻守的遵义新城。林彪同聂荣臻向红一军团各部负责人下达《关于进入城市后执行政策的规定》,指出:“我们已进到以遵义为中心赤化黔北、创造黔北新苏区根据地的地域,就要夺取遵义城及其附近城市与市镇。为了保证正确地执行苏维埃的各种法令,特别是城市政策,以及给群众的更好影响,保证在赤化工作开始时,更易发动与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扩大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以便顺利创造这一地域的新苏区,便要求我们红军能遵守严格的纪津,毫无违犯苏维埃法令的行为,以及有庄严的军容。为保证这一要求的充分的执行,除政治机关及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外,原则上一津不准进城;城内部队不准驻宿商店,其余部队集结在城郊宿营;进城人员要有整齐的军容;在城市中打土豪必须经过详细调查和政治机关批准,才许可进行,严禁在城内或城郊乱解大小便和乱扔赃物等。”

  6日,红2师6团3连及团部侦察排和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带着十几个被俘的黔军俘虏,共100 多人在营长曾宝堂带领下,装作战败溃逃的黔军,冒雨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夜幕中来到遵义老城。

  “干什么的?”城楼上守军凶狠的喝问。

  “自己人!”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军’包围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俘虏连长按照红军事先的训导,悲悲切切地诉说,“现在‘共匪’还在追我们,请赶快开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守军还想核实一下。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再没声息,似乎在研究情况。一会儿,几道手电筒亮光从城楼上照射下来,在这股“溃军”身上晃来晃去,再次确认一下“自己人”。当看请城下“溃军”穿的都是黔军服装,戴的是黔军大盖帽时,便高声说:“你们等着,这就开门。”

  “溃军”蜂拥而入,两个开门的敌军士兵还在问他们:“怎么‘共匪’来得这么快呀!”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啦!”侦察排的几个战士立即把枪口顶上了那两个开门人的太阳穴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红军!”

  待收拾完守城的敌人,并割断了电话线,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响冲锋号。霎时,遵义城内军号嘹亮,枪声四起。黔军除少数身手敏捷者从北门逃窜外,剩余的均在困惑、惊秫中当了俘虏,许多人手忙脚乱,甚至还没来得及穿好衣服。

  两天后,奉命继续北进的红4团攻占桐梓县城,再向松坎县(现为镇)、赤水县前进。

  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老城。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的刘伯承再受“恩宠”,出任遵义警备司令,李德“自食”独断专行“恶果”,将所有军事将才全都推入毛泽东的怀抱,从此孤掌难鸣,彻底没戏。

  11日,红4团攻占松坎,14日,红一军团总部率领红1师由遵义移驻桐梓,林彪、聂荣臻留在遵义,等待召开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基于黎平会议的决定,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召开,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参加会议。

  因为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与会者的身份和会议级别,新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主要职责是筹备会议、做好会务工作和会议记录,因此,他只是遵义会议的记录者,没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另有李德列席会议,其翻译伍修权属于会议工作人员,只作为李德的随从与会。

  毫无疑问,毛泽东对这次会议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包括举行会议的时机,会议的规模,参与会议者的身份、人数以及会议的议程等等,都留下了他个人的深刻印迹,他要一掌定乾坤,志在必得。

  李德回忆说:“毛泽东在遵义有何目的呢?非常明显,他是要对1928年“六大”对他的批判,以及他在1932年8月宁都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和1934年1月瑞金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会上的失败进行报复。在宁都,他在中央苏区政治和军事领导中的独裁统治被打破了,主要是因为他不顾领土丢失,不顾百姓利益,顽固坚持向山区退却的战略。现在,他通过利用组织上和战术上的个别错误进行煽动,特别是通过臆造论断和诽谤陷害等手段,有可能实现他多年来派性斗争的目标了,这就是贬低党的领导,消除总书记(总负责人)博古的影响,完全恢复自己的名誉,并把军队重新‘抓在手中’,从而使党服从他的意志。”

  李德从个人野心的角度来分析毛泽东,有他的逻辑合理性,也符合现在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但是,从中共当时所处的恶劣环境和整体利益来看,毛泽东复出绝对是化解危机的唯一可行方案,为此,让少数三五个人为此前的全部挫折承担超出实际应该担负的责任,更有利于稳定军心,凝聚中央的核心向心力。在这个前提下,毛泽东个人从中“获利”实在是无可厚非,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犹如现今一些面临倒闭的大公司,只要新出现的决策者能取死回生,将整个团队带向繁荣昌盛,其个人因此获得较他人更多的经济利益,依然会得到团队的普遍然可。更何况毛泽东毕竟有曾经的辉煌成绩摆在那里,证明着他的经验和能力足以担当重任。

  遵义会议的议程共两项:(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个议程很简单,但很有必要,它是能否解决第二个问题,检测人心向背的风向标。那就是解决红军此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当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新方案后,经过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毛泽东的主张第一次在中共最高层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通过。

  这个新方案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通过与已在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在政治、军事上密切配合,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背靠西康一个区域,建立苏区根据地。那里在经济上也比黔北要好。西康当时是一个省,1950年该省金沙江以西部分另设昌都地区,1955年西康省撤销,所辖地区划归四川省,1956年昌都地区划归西藏自治区。

  陈云在几个月后,结合这个新方案的执行情况,已经认识到毛泽东的这个新方案其实并不完美,缺陷是它“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上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求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应该是指毛泽东)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后来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

  一个并不完美的方案,居然获得完美的通过,表明表决者们的焦虑和浮躁,方案的成熟与否、可行性有几成不在他们思考的范围,关键是方案的制定者是谁,所以表决结果是由大家对毛泽东个人人格和能力的信赖程度决定的。这使毛泽东感到时机成熟,胜券在握,因而,态度鲜明,做派强势。

  会议的重点在于第二项议程,因为涉及到人事、权力分配问题,所以,火药味显得特别浓烈。

  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报告,作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他想先发制人,定一个基调,不识时务地甚至迂腐地以为像以前一样,其他人也就只能随声附和。没想到这次一反常态,遭到与会者大多数的不认同,喝倒彩。普遍认为博古将失败的原因过多归结为客观因素:“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等等,没有将中央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到到应有的高度,“是企图掩盖指挥上的错误的,是不能得到教训的。”

  接着由中共二号人物周恩来宣读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分析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以及反“围剿”失败和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原因。他与博古不同,重点指出了主观上的错误,对博古、李德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他的报告把错误原因放在主观上,明显地与博古和他划清了界限,尤其是他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基本上得到与会者大多数认可。

  周恩来技艺高超地运用泥鳅般的圆滑,轻巧地溜过去了,还不忘顺手拉下闸门,将李德和博古反锁在囚笼里。李德很不舒服,他已经感觉到,他和博古将成为与会者主要的攻击目标,因而一个劲地抽着雪茄来排解不满。博古自然也很不是滋味,这中共的第一把交椅突然像秋千一样疯狂的晃荡起来,偏偏让他坐在上面,两手空空地捞不着秋千的吊绳,脸色红白乱转,冷汗森森。

  坚决支持博古的唯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凭着年轻人的血气方刚,认准了毛泽东要“篡党夺权”,坚决抵制。毕竟一拳不敌四掌,势单力薄,乾坤难移。对不对姑且不论,但这哥们绝对义气,可佩可爱

  此时,第三个发言的张闻天,也就是洛甫,他站出来了,拿出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先讨论过的发言提纲,运用同样是商量好了的“只谈军事,不谈政治”的策略,针对刚才博古的报告,进行批判,并且上纲上线,认为博古的报告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报告。

  足足一个多小时,噼里啪啦,把积压多日的不满,冲着李德、博古统统发泄出来,不懂军事的洛甫在这无烟的战场上,一发发重磅炮弹,让李德的“短促突击”体无完肤,也让与会者感到震惊。

  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邓发,甚至包括周恩来、王稼祥等,这些本来跟着博古、李德跑的人,先是如坐针毡,继而听完洛甫的发言,如饮珍露,所有的“错误”和“责任”均由李德、博古二人兜着,他们自然就没事了,只要学习周恩来,这些小泥鳅就足以从已被锁住的囚笼的缝隙中溜走,因此,一致认为洛甫的报告是一份针对博古的很好的“反报告”。

  殊不知时机未到。既然自己在这里“挖了坑”,就不好永久性地通过这一关。不怕你不往里掉。到延安整风时,一个个还得在这“坑”里滚几遍。甚至连彭德怀都不例外,攻打赣州时,不是也曾忤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请战吗?

  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总的政治路线一般的是正确的”,这是毛泽东的“策略”,否则,容易造成与共产国际的对立。毛泽东当时在这点上还不够强大,只好隐忍不发,遵义会议只是总结军事上失败的教训。

  会议强调:除了许多客观的、并且重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到与十九路军签订合作协议以前。错误是没有集中主力,只有三军团与东线原有较弱的兵团与十九路军决战,如果那个时期,集中更多的力量,我们在东方战线上的胜利,必然远过于当时所获得的。

  第二个时期从与十九路军订立合作协议起,到敌人占领军事要点黎川、十九路军失败。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决定与十九路军订立合作协议,是正确的,但是在军事指挥上并没适应政治上的要求,非但没有出“建黎泰”去侧击向南平前进的蒋军,反而把红军主力移到赣江一带活动。等遭到军委委员张闻天(洛甫)反对后,再把红军东调永安、沙县时,福建人民政府的局面已经改变了,而使蒋介石把东方战线置于自己的掌握中,组成了积极的进攻苏区的战线。

  第三个时期从十九路军失败以后的广昌战斗到主力红军出发西征时,也是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残酷战斗的时期。国军用最大兵力压迫于苏区内部,同时,红军指挥上的最大错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指挥者不去尽力寻求运动战或在敌人翼侧进行反击,而采取阵地式的与敌人堡垒对峙的战略技术,发明以“赤色堡垒”来抗阻敌人。在赤色堡垒与敌人堡垒对峙之下,用所谓有名的“短促突击”战术来作战。这个战术拒绝了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战术,放弃了外翼、侧后的活动。结果苏区边界上到处造了宫殿式的堡垒,依靠这些堡垒和工事与敌人对抗。当然,不是说个别的必要地区的堡垒是不要的。

  这个战术完全暴露了红军的主力,以及红军装备的弱点,使敌人的飞机大炮能够按照一定的目标配合步兵师团进攻。结果,与敌人只是拚“消耗”,而这恰恰对红军不利,许多赤色堡垒被毁于飞机大炮,一些被敌人占领来作为进攻苏区的军事据点。

  “短促突击”的战术,使红军不能获得运动战中应能获得的胜利,相反,在国军强大的火力之下受到极大的损失。在国军以几倍于红军力量进攻时,不得不退出赤色堡垒地带,诸如建、泰、广昌等。

  “短促突出”在广昌战斗、三溪圩战斗、太阳嶂战斗、石城战斗,以及退出苏区时的许多战斗中,红军的有生力量受到极大的损失。每次战役总是死伤二三千,三军团在一个短时期中全军团老的连长完全死伤。即使在将要西征出发的前两天,军委依然命令13师在兴国城死守。“短促突击”的结果,使从大力扩红的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所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红军战士,除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

  第四个时期从开始突围转移起到黎平为止。这个时期在指挥上、组织上一般来说都是错误的。在战略转移和突围时,惊慌失措,这么重大的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认真讨论,又未在全军进行政治动员,变成了仓促的逃跑;搞“大搬家”,限制了野战主力机动作战;将中央纵队围在中间,“抬轿子”似的向前挪动。

  “总括以上四个时期来看,红军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是基本上错误的。”会议指出军事领导的错误是李德、博古、周周恩来三人,而李德、博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毛泽东用“三个主义”概括错误的性质,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将“堡垒对堡垒”,比作“叫花子与龙王比宝”,以及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又比喻为“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指出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客观原因是错误的,尖锐批评李德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只知道“纸上谈兵”。

  头一个表态的是王稼祥,他说:“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让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这是他在会前,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主要目的:把李德“轰”下台。

  洛甫表态建议让毛泽东出来领导。周恩来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中央“三人团”成员,这时正如李德所说“公开地倒向了毛泽东”。

  李德说:周恩来“表态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朱德等同志对党中央所犯错误的抨击。因此,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免去导致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请求中央撤换我(周恩来)的职务,泽东同志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周恩来最后还强调:“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

  除了李德、博古、凯丰三人反对毛泽东的讲话,坚决不同意对“左”倾盲动主义军事路线的批判,也反对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其他人纷纷表态,希望迅速改变军事领导。支持毛泽东,批判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

  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会后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林彪在遵义会议中的表现如何?九一三以后,遵义会议时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是这样认为的:“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上是一言不发的。”

  聂荣臻也说,“林彪没发什么言”。

  果真如此?毛泽东苦心孤诣地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林彪、彭德怀等各军团及刘伯承等红军总部领导人“扩充”进来,就是为了让林彪面对面的在会上“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出它的洋相?

  可惜的是由邓小平负责的会议记录文件,全部遗失,而今人们对于遵义会议的详情,主要通过陈云于遵义会议后几个月中写成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来了解,至于其它各当事者的回忆录,其史料价值最高者反而首推李德的《中国纪事》,他与陈云的原始手稿,从正反两方面得到呼应,契合程度最高。

  陈云的提纲记述,遵义会议主要争论的观点之一就是:李德“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周)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林彪、彭德怀)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陈云在这里表明了林彪、彭德怀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是持反对意见的。具体情形我在本书前面章节也有详细记载,不再赘述。作为向来不介入军事指挥事宜的陈云,能有这样的会议传达内容,说明遵义会议期间,肯定有这种争论,“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说明林彪、彭德怀正是李德军事路线的反对派,而且属于“尤其”突出之列。

  李德的看法呢?估计最让他痛恨的是周恩来,虽然以往“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基本属于李德、博古阵营,而这次却是完全的“背叛”。对于军事失利的原因总结,李德说:“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而且他已经明显地把他自己同博古和我划清了界限。这就给毛提供了他所希望的借口,把他的攻击矛头集中在我们两人身上,让到会的多数人起来反对我们,而他对周恩来却大大地加以庇护。他把周恩来的真正错误,例如周关于在长期战争中通过战术上的胜利来夺得战略上胜利的理论,都算在博古和我的帐上,还对突围时非战斗人员给中央红军带来的极大负担,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

  李德对于毛泽东的指责,是有心理准备的,但作为反对派首领,毛泽东却摆在了李德痛恨的第二位,“毛发表了长篇讲话,实际上这是主要的报告。他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他说博古的报告‘在基本路线上是错误的’,博古‘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对当时所谓在中国存在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因而他得出了认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这一‘机会主义的结论’。毛竟不惜把他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正确的政治口号歪曲成战略目的。他声称,‘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誓死保卫苏区’的口号被博古、周恩来和其他人篡改成军事命令,并由此给红军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李德还说:“这个派别斗争的特点,并没有逃过与会者的眼睛。所以,毛再三强调,要防止把他和他的追随者的登场视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决议》上也是这样写的。事实上,人们私下也在悄悄议论,因为毛泽东、洛甫和王稼祥之间的角色分配太引人注目了,竭力操着粗暴声调的林彪当然就更不用说了。相反,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发表意见很有分寸,可以说是很谨慎的。与会者大多数沉默寡言,观望等待,他们的神情就象在接受命令。”

  总共20人与会,邓小平、伍修权没有发言权,其他的18人,李德在回忆中说由于受到毛泽东鼓动,“到会的多数人起来反对”他,其中李德点名的反对派有8人,按照让他反感的程度排名就是:周恩来、毛泽东、林彪、洛甫、王稼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8人中的后三位已经是“很有分寸,可以说是很谨慎的”,至于其他的“反对派”,“多数沉默寡言,观望等待,他们的神情就象在接受命令。”

  这些观潮派,或曰“骑墙派”、“墙头草”是哪些人呢?除上述“反对派”8人以及李德、博古和凯丰三人外,请历史记住他们,那就是:刘少奇、邓发、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李卓然。

  陈云虽然在这里李德没有提到,但在李德的其它字里行间,也流露他早是拥毛派的一员,虽然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特别表现,仍不应该属于骑墙派。

  聂荣臻正是“墙头草”之一,而他却偏偏说:“林彪没发什么言”,其实正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硬要加在林彪头上。聂荣臻对林彪搞这种鬼名堂还不止一次,他对林彪在黄埔军校期间的评价,也是将自己“表现平庸”,“不很活跃”的实况说成是林彪的。

  至于伍修权,这个年龄小林彪三个月的翻译,湖北阳新人,其时身份卑微,一生靠的是投机钻营,其言其行,均是服从其政治目的需要的,完全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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