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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顶头上司们

作者:王志英 来源:文章阅读网 时间:2019-02-17 09:03 阅读:

  从小我就爱写爱画。小学四年级时,老师就让我腾写材料;调政府当干事后,领导又喜欢让我做“大会记录”;当了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后,就负责起草、修改、会签文件,为县长们负责起草大会报告,起草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向上一级机关报告的“文本”,一句话,整天泡在“文秘”工作里。

  “文秘”工作有其特殊性,接触领导的机会多。接触一多,学习的机会也就多了。比如,学习领导敢讲真话的品格;学习领导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勇气;学习领导对下属关怀备至的作风……一次,大概是198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正为高副县长起草一份大会报告,突然接到龙居邮电所转来的电话,说:“你大女儿家里有事,请你马上回去。”放下话筒,我就直奔闫克惠县长办公室,因为我是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请假得直接找县长。通讯员说:“他刚走,要去招待所开会。”我急忙赶到大门口,他正要上车,我便大声喊道:“闫县长,有事!”他停住步,望着我,我急忙告诉了他的事情原委,还没等我说出“请假”二字,他就抢先说道:“你赶快坐着小车回去看看吧!”我说:“不用,我骑自行车就行。”因为我知道,两个大院只有三辆212,我不能因为私事而误了他的开会。可他说:“招待所不远,步行误不了事!”他不容分说,就对司机说:“你马上和王主任回去一趟,多会办完事多会再回来!”说着便扬长而去,弄得我手足无措,门卫老马见我还楞在那里,才说:“你又不是不了解闫县长的人品,还不赶快坐车回去吧!”

  薛光夏,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却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来不搞特殊化,对下属更是亲如兄弟姐妹。当时,他身居高位,一家六口却挤住在三间破烂不堪的小房子里,吃的是家常便饭,坐的是小桌小凳,对同志、对下属亲如兄妹。一次,我的小女儿住院病危,急需注射一种叫“球旦白”的,我跑遍了全城医药门市部也没找到。他知道后,跑了几个县,才找到几支,挽救了我娃的生命

  从顶头上司的平凡琐事中,我悟出一个道理,就是一个领导干部对他的下属,不能抡天话、讲空话,更不能装腔作势,假情假意,而要真心相待,以情感人,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须知,大话说得再大,也是空话;做的小事再小,也是实事,它会从心灵深处感动人,激励人,使人奋进。

  有些领导具有一些特别作风,如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比如平时召开干部大会,台下坐的满满档档的,就是单等一个做报告的人,人们等了很久很久 ,他才姗姗来迟,迟到者往往是县委书记或县长。可我们曾经的县委书记张世贤却不是这样,他总是第一个到场,不管他是做报告的还是听报告的,他都第一个到场。如果他是听报告的,不但第一个来到会场,而且肯定坐在台下第一排的“听讲席”上。记得1990年8月21日,市委决定让我(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在二招礼堂向市直干部做一次《“爱中华 迎亚运”的形势报告》,张世贤书记竟是第一个走进会场的人,而且直接坐到了听众席上的第一排。我和李春风部长,忙到他的坐位处请他上台,他却说:“今天,我是听众,听众就得在台下认真听,我不上去了。”其他领导来后,也一一仿行,而且从此以后,就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凡报告会、上党课等,不作报告的领导同志一律坐在台下做普通听众。

  他还做过一件非常漂亮的事,那就是解决了考察干部过程中一个非常棘手的事。记忆中,他来运城任市委书记时,干部中还有不少派性或宗派残余。因而,每逢传出要提拔干部时,告状信便会满天飞。常委只好决定“暂时放下,待查清后再说”。结果,“只贴8分钱,就得查半年”,而且往往是查无实据,让该提拔的同志错过时机,既误人前程,又不利于事业发展。县委对此非常头痛。可张世贤却使出一个绝招:就是公开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宣布:从几号到几号,为组织部考察干部期,凡对拟提干部有看法者,欢迎向考察组反映,我们一定认真对待;但对匿名信件,一律不予理睬。过了考察期,有意见还可以说,一经查实,立即撤职。结果,最令人头痛的考察干部期,竟平平稳稳地过去了,还意外地令干部群众非常满意。这件事,对我启发很大,认为一切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大事,如选拔干部,制定种植计划,公开推荐支部书记等,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公开议论,公开比较,公开推荐,公开公正,不暗箱操作,充分相信群众的政策水平和为群众负责的觉悟程度。

  有些领导“敢”字第一,对事、对人都敢于负责,曾经的县委书记王金魁就是这样一位“不唯书”“不唯上”的硬汉子,一个响当当的“焦裕禄式县委书记”。从和他的接触中,我学会了一个“敢”字,敢于向领导讲真话,敢于向领导陈实情,敢于解决群众中的棘手问题。记忆中,有这么两件事:一件是我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突然提出:“党章是给全体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制定的,县委应该模范执行。可是,县委却将审批党员的权限‘由上一级党委批准收归由县委组织部批准’,这是违反《党章》规定的。”

  一语惊四座,与会人员的目光“刷——”地一下都投了过来,看得出,大家的目光里饱含着惊讶、孤疑和担心。那时我才31岁,是全地区最年轻的公社书记,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竟反问道:“咋啦!我说错了吗?党章不是这样规定的吗?!”从此,就有人在背后叫我“王大胆”了。庆幸的是,此后不久,县委下发了“今后审批党员的权限一律按《党章》规定执行”的通知。那年冬季,我们研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其中就有两名思想进步、表现优异的出身不好的同志。一年后,一个担任了小学联合校长,一个被县委组织部任命为公社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另一件事情是为“坏分子”翻案。公村有个吕丰定,是我抗日游击支队骨干吕丰六的兄长,经常帮助我地下工作人员雷立法做些事情。但解放后,却有人告她“向敌伪下马编村密报了雷立法同志,致其被杀”,并以此为由,把他打成“坏分子”。在我任前、任中,他都多次审诉,要求平反。我也觉得此案疑点颇多,便组织“专案组”,亲自挂帅,认真彻查。大量材料证明,雷立法被害与吕丰定无关,只是未查出真凶而已。为此,我主持党委会研究决定:先为吕丰定平反昭雪,待查清真凶后再处。

  在查处此案中,遇到不小阻力,就连个别党委成员也不理解地说:“放着那么多的急事不干,偏偏拣起一个‘铁案’在鸡蛋里寻缝,真是自找苦吃!”果真被其言中,地区一级顶头上司出于报复就将这列为罪状,对我实行“隔离审查”。但查来查去,却从临汾敌伪档案中,查出了真凶,原来“向敌伪下马编村告密的人就是反对为吕丰定平反者的父亲、长期隐藏在公村的敌伪情报员薛石块”。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噢,原来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者与反革命者之间斗争的延续……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但每每想起这些事,还是给我以欣慰和鼓励,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不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

  学习顶头上司铮铮铁骨、奉公廉洁的好作风。从1990年9月到1998年9月,我担任过市政协8年秘书长,陪着刘宝善主席整整干了两届、八年。后又同时退休,同时到“老促会”工作,他是会长,我是常务理事,又是八年。期间,有过矛盾,也有过争执,有时几乎是“不可调和”的,但相处愈久,心就愈通,对他的人品、人气也就愈加敬重!

  他,特别“扣门”,有人说他“花公家钱就象抽他的筋!”

  他,还特别奉公廉洁,坚决执行“四菜一汤”制度。一次,市政协去某乡视察,行前他让我打电话,说午饭就安排在乡里,吃家常饭就行。我按照他的意见通知了乡里,某乡却按照惯例准备了席面。他火了:“志英!为什么不给人家说?”我急忙把他拉到一边,说:“说了,说了!可人家准备下了,你就不要再说什么了,省得挖了人家脸!”可他,却非要人家把席面撤去不可。我急了,忙说那位乡书记:“不是让你准备家常便饭吗?”“是啊。没有特殊呀?!”“七碟八碗,还不算特殊?”“不特殊啊!市里来人,那一个不是这样?何况今天来的是政协领导!”我傻了。刘宝善却说:“不管其他人怎样,我们吃四菜一汤!”那个乡书记,几乎是求他了:“已经准备下了,不吃也是浪费。下不为例,行不?”谁知刘宝善却说:“不是我和你过不去,要知道歪风邪气刹不住,就是因为这个‘下不为例’在作祟!”

  过后,我怕这个乡书记有意见,就找人家做工作。谁知,他却笑着说:“听人说,刘宝善两袖清风,为人正派,这回我可真是领教了。如果上面领导都能象他这样,我们就省事了!”

  对他我太熟悉了。一次归途中,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为什么凡事都那样认真?”他这才坦然地道出了心底话:“我只是想好好地做人。一个‘人’字,虽然只有一撇一捺,但要真正把它写端正却不那么容易。我这一生就是想要写好这个‘人’字啊!”

   从小事做起,处处为人师表,是每个县太爷的共同作派。比如,时任运城县革委会副主任的王金魁母亲去世后,他要我去当总管。期间,有件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机关说,坟地太远,由机关想法调一辆卡车往坟地送灵。王金魁却说:私事不能公办。一定要我为他花钱雇一辆卡车往坟地送灵。他是书记,我只好花他的钱为他雇了一辆卡车。当时我就想:“焦裕录式的书记就是和人不一样,就连这样的小事也渭径分明!”

  王金魁,先后担任过运城县革委会副主任、主任和县委书记,但不管干什么,他总是沉在农村,和老百姓泡在一起。那时,我在刘村庄蹲点,一天,他坐着212来了,万没想到他下车时竟提了一个铺盖卷,说:“想在刘村庄住几天。”期间,他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了不少民情民意和民生民需,就是在他指导下,我们才把刘村庄建设成了一个全地区的思想政治工作典型。也正是因为他经常工作在基层,所以才在全县范围内发现、总结和推广了刘村庄大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南店大队的小麦高产经验、郑费大队的平田整地经验,用典型推动了全县工作的蓬勃发展。一次,我回县城办事,掏两元钱从乡下给他买了一小盆绿豆糕,但送他时,他却把我批评了一顿,还非要给我两元钱不可。我执意不要,他竟说:“如果你不要钱,那就物归原主,你就把它端回去吧!”无奈,我只好收钱息事。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非常感人,有的一件事,如陈伯林副市长到夏县为我们王范公社调运柳树椽的事,王真副书记为我说了一句公道话:“我就不相信,干社会主义的还能干下罪!”,等等,虽然许多老领导早已不在人世,但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培育之恩,不能忘了他们的言传身教,唯有不折不扣地学习他们的优良品德,严于律己,才能不辜负老书记们和老县长们对我们的殷殷期望!

  谨以此文纪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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